方舟子的Blog

     因为达尔文娶了他的表姐，所以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谣言称，由于达尔文是近亲结婚，其子女不是夭折就是痴呆或短命。对此我已写过两篇文章澄清过（《达尔文的子女》、《达尔文一家十“院士”》）。华中农大动物科技学院老师朱猛进对此有不同看法：

     “尽管与孟德尔同时代，但达尔文不懂遗传，造成了后人认为的近亲结婚的悲剧。达尔文与其表姐爱玛共生下了10个子女，其中3个夭折。就此问题方舟子曾有不同的观点，认为达尔文的子女夭折率和当时英国的平均夭折率没有差异，所以也就不存在达尔文近亲结婚的悲剧。不过，方舟子在推理上并不完全正确，因为当时的达尔文生活于上层社会，经济和医疗条件远远优于平均水平，他的子女夭折率与平均水平相当不具可比性，甚至在逻辑上反而说明其子女夭折率更高一点。当然，对于这件事确实有点强人所难，因为不只达尔文，同时代其他有名望的主流生物学家就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遗传，这也是孟德尔生不逢时、临终前绝望呼喊‘我的时代一定会到来’的个人悲剧所在。”（朱猛进《被供上神坛的达尔文——《物种起源》发行150周年祭》）

    达尔文虽然没能发现遗传规律，但他对遗传现象有很多认识，可能是当时掌握遗传知识最多的人。达尔文当然知道近亲结婚可能造成的危害，对达尔文家族和韦奇伍德家族如此频繁地表亲联姻（共有4对！）一直很担心，自己的子女夭折或生病也被他归咎于近亲结婚。所以说达尔文近亲结婚是因为“不懂遗传”，与事实不符。

    但是近亲结婚会增加某些遗传疾病的概率，并不等于在实际上必然如此。我并不是简单地以夭折率来否定达尔文的“近亲结婚悲剧”，在《达尔文的子女》一文中还具体分析过达尔文的子女是怎么夭折的。下面就再重复一下其中的分析，看是否可能与近亲结婚有关。

    达尔文的大女儿安妮（1841～1851）在10岁死于肺结核。肺结核是常见的传染病，在抗生素发明之前治疗它没有好办法，在当时是医院不予收治的不治之症，在死亡原因中排在第一位。因此她的死显然与近亲结婚无关。

    达尔文的小儿子查尔斯（1856～1858）在2岁时死于猩红热。猩红热在当时对儿童是一种能够致命的常见传染病，同样生活于“上层社会”的托马斯·赫胥黎也有一个儿子三岁时死于猩红热。根据达尔文的记载以及查尔斯的照片判断，查尔斯的确患有遗传病，是唐氏综合征（俗称先天愚）患者。唐氏综合征主要与孕妇的年龄有关。爱玛生查尔斯时已是48岁的高龄产妇，而45岁以上的孕妇生下唐氏综合征婴儿的概率高达30分之1。显然，查尔斯的得病和死亡也与近亲结婚没有关系。

    达尔文的二女儿玛丽（1842～1842）仅出生3周就死了。新生儿夭折率在当时是非常高的，大约五分之一的婴儿没能活到1岁。达尔文祖父伊拉兹马斯的10个子女，有3个都在婴儿时夭折：分别活了19天、4个月和不到1岁。伊拉兹马斯并没有近亲结婚。因此玛丽的夭折也不能归咎为近亲结婚。

    达尔文没有夭折的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都很长寿，分别活了67、75、77、77、79、86、93岁。他们的智力都很正常，甚至高超，5个儿子都干出一番事业，3个成为王家学会会员。

    我并不是在提倡近亲结婚。我只不过说，以达尔文的子女为例来说明近亲结婚的危害，是站不住脚的，不要再宣扬它了。

    另外，朱猛进说孟德尔临终前绝望地呼喊“我的时代一定会到来”，也是夸大其词的。孟德尔对自己年轻时的研究成果并不那么有信心，在当上修道院院长后，就已放弃了科学研究，晚年的主要精力用在为了免税和政府扯皮，很难想像他在临终前突然心血来潮，像现在的科妄家一样高呼口号。在孟德尔死后很多年，在他被重新发现以后，才有一个他的朋友Gustav von Niessl回忆说孟德尔爱说“我的时代将会到来”（Meine Zeit wird schon kommen）——并非临终前的绝望呼喊。孟德尔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也是天晓得了，因为这位朋友当初在悼念孟德尔时，并没有提到这一句话。